张之洞:诗书寄厚望 教诲启后人
张之洞(1837—1909),字孝达,号香涛,晚年自号抱冰,祖籍直隶南皮(今河北省南皮县),出生于贵州贵筑县(今贵州省贵阳市六洞桥),晚清名臣,曾任两广总督、湖广总督、军机大臣等职,倡导洋务运动,是中国近代重工业的重要创始人。卒谥文襄,一生著述辑为《张文襄公全集》。
张之洞的治家理念主要体现在他的家书、《续辈诗》和临终遗训中,教育后人“兄弟不可争产,志须在报国,勤学立品”。
他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,一生跨越五朝,经历政经军学教,任疆吏数十年,产生了许多重大影响;他又是一个历史的接榫点,既是封建时代的官僚,又是近代企业的巨子,许多历史兴革都留下他的身影,一如晚清许多名臣能吏,即便盖棺亦难论定。然而,有一点却评价一致,那就是他一生以廉立身,心系家国;以道治家,情寄后世。
这个人便是晚清重臣张之洞。
张之洞祖辈四代为官,都以清廉著称。张之洞出生时,其父张锳正在贵州兴义府担任知府,张之洞便在贵州度过了童年。张锳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严格,为张之洞及其兄弟广聘名师,遍购藏书。凭着扎实的功底和家学熏陶,张之洞16岁考中了直隶顺天府第一名举人,27岁考中进士,授职翰林院编修。仕途的大门开始向他缓缓打开……
从清流到学政,从封疆大吏再到中枢,张之洞为官一生,十分注意维护自己的廉洁形象。无论抚晋、督粤、经营荆楚,还是入赞廷枢,都以干练务实的作风,清廉无私、锐意进取的精神,大得人望,被“一时称贤”。这一方面得益于俭约知礼的家风、“贫而力学”的家训,另一方面缘于他坚定的廉洁信念。
廉于自身,保持俭朴清约的生活。张之洞幕僚辜鸿铭评价他:“全中国的总督衙门再也没比他的衙门更破旧不堪,或更不讲排场的了。”
廉于声誉,不做与身份不符之事。他“服官所到,从不收受属吏馈送礼物”,哪怕一本书、一方砚,他都拒于门外。他有权选拔官费留学,也让儿子去海外学习,以“开扩胸襟,增益不能”,但为避嫌,让其“自备资斧,不领薪水”。
廉于公利,正身率职。张之洞一生“往往排众疑,决大议,能以一身开天下风气,而不为风气所转移”,完成诸多“他人不愿为,且不能为”的大业,为推动中国的近代化作出重要贡献。他心中只有公务,“私利不可讲,而公利却不可不讲”。治鄂期间,“能示人廉,能洁己勤,能率属”,使湖北面貌焕然一新。
廉于立德,大倡名节廉耻。做京官时,“不避嫌怨,不计祸福”做疆吏时,“不分畛域,通筹大局”;他教育后辈,“悉故乡风味、稼穑艰难,于宦途世事未必无益”;他认为“官无瑕疵,四民自然畏服须当惠法兼施,方尽父母斯民之道”,将正义、公利和个人理想融合起来,“一身以开天下风气”。
以身作则方能教子以正。1860年,张之洞第一个儿子出生时,他便写下了一首《续辈诗》,作为张家自他之后二十代子孙的排名依据,更重要的是,这首诗也成为子孙后代为人处世的准则,铭刻在每一位后人的基因之中。
“仁厚遵家法,忠良报国恩。通津为世用,明道守如珍。”仁厚、忠良、通津、明道,集中体现了张之洞对子孙的期冀和要求,对应治家、报国、立业、修身四个方面。在治家上,他要求以仁爱宽厚治家,子孙要遵守家法家规,不得违反;在报国上,他要求子孙不论当官还是为百姓,都得做忠良,报效国家;在立业上,他要求子孙要有开放的胸怀,用自己的学识来造福国家和百姓;在修身上,要明白世间的真理,遵守传统美德。
同时,张之洞还通过家书不断提出具体要求。首先要有“国家干城之器、有用之才”的抱负,学业上要“努力上进,尽得其奥。勿惮劳,勿恃贵,勇猛刚毅,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”,意思是不仅要学有所成,还要养成勇猛刚毅的军人品质。处世上不要以“官二代”自居,而要“自视为贫民,为贱卒,苦身戮力,以此事于所学”,达到“磨炼身心”的目的。修身上要“尽力求学,勿妄外骛”,读书心无旁骛,杜绝不良行为。临终之际,张之洞再次嘱托:“兄弟不可争产,志须在报国,勤学立品;君子小人,要看得清楚,不可自居下流。”在张之洞“矫然自拔于污秽”的志行修洁、勤勉奉公的榜样示范和严正的家训家规影响下,张氏子孙世守廉俭,代有人才。(来源:《中国家规》中国方正出版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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